我很小就患口吃。我的口吃是嚇出來的。我小時調皮，父親就叫一個像門神一樣的山東漢子手執板斧嚇我，我一見到他便驚恐萬狀，口不能言，久而久之，說話就結巴了。口吃最怕人恥笑，越怕，口吃越厲害。記得上初中時，寒假去南京成賢街的市圖書館借書，面對圖書管理員我就是開不了口，因為“同志”的“同”字怎么也說不出來。憋了老半天，非要重重地一跺腳，才能說出。每次跺腳時，“砰”的一聲巨響，聲震四座，總是把管理員嚇一跳。管理員對我說：“你要是對我們工作有意見，請好好提，不必要采取這種驚人的方式。”上高中之后，因為發表了詩歌和小說，很受同學的尊重，自信心也隨之增強，口吃居然也逐漸地不治而愈。到了大學，更是躊躇滿志，不但自信甚至自負，口吃更是消逝得無影無蹤。 　　

可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行了，今日挨批，明日挨斗，魂飛魄散，一日數驚，不但不再有自信，連起碼的自尊也沒有了。精神的緊張，內心的驚恐，使得我又再次口吃。當時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有三個著名的結巴，一是劇作家王煉，二是化妝師朱士場，三是我。三人的結巴似有分工。朱士場是一句話的開頭結巴；我是中間結巴；王煉最妙，是結尾結巴，話都快說完了，他還結巴！比如罵人，他罵起來是這樣的：“滾你的蛋……蛋……蛋……噢！”其實后邊三個“蛋”完全可以省略不說，說到前邊第一個“蛋”字便可戛然而止，可他老人家為了語氣的完整，為了那最后一個“噢”字，非要結巴三次不可。 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雖日坐愁城，但大伙碰在一起，也會苦中作樂，偷偷說笑，其中也會說到我們三人和別人口吃的笑話。最精彩的有如下兩則。一則是說有一青年滬劇演員，說話結巴，唱戲倒一點也不結巴。某日，家中失火，他急忙奔至父親的單位處，大叫：“爸……爸……爸……爸……爸爸爸爸……”他越急越結，怎么也說不下去。父親見他急得滿頭大汗，便舉起手做了個音樂指揮的姿勢，說：“預備――你唱！”于是這青年滬劇演員立即唱道：“哎格隆咚喲，阿拉屋里天火燒！”終于向父親報了火警。還有一則說的是我們劇院一個同事的弟弟，也是口吃，他到王煉家去還照相機。別人敲門“篤、篤、篤”，每一記都應是同樣的節拍，可這位同事的弟弟敲起門來卻是“篤……篤篤……篤篤篤……篤篤……”連敲門也結巴。王煉開門，問：“你找誰……誰……誰呀？”同事的弟弟說：“王……王……”王煉一聽，明白了，連忙替他說下句：“… …煉。”同事的弟弟點點頭。王煉說：“請……請……”同事的弟弟也連忙幫王煉說下句：“……進！”這下該王煉點頭了。于是兩個口吃的人一同進屋。同事的弟弟說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哥哥叫我……叫我……來還……還……還……還照相……照相 ……照相……”王煉不失時機地接道：“……機。”王煉又說：“請……”同事的弟弟說：“……坐。”最后告別時，同事的弟弟說：“再……再……再……”王煉仍然及時地補上：“……見！”這兩個結巴子可算是“結”拜兄弟，能“結”二連三，“結”得天衣無縫。此事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王煉是個極忠厚的人，聽了也只是笑笑，最多再罵上一句：“滾你的蛋……蛋…… 蛋……蛋噢！”此時王煉顯得越發的可愛。 但最好不要拿口吃患者開玩笑，這是把自己的歡樂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。不過口吃患者也無需自卑。口吃只是習慣性的語言障礙，并非心智或品格上的缺陷，況且如今已有不少醫院可以矯正這種語言障礙。還有一點可以使口吃患者引以為榮的是一些偉人也口吃，如戰國的大哲學家韓非、漢代的御史大夫周昌、三國的鎮西將軍鄧艾等，他們或有文名，或有武功，都是了不得的人才，口吃并未妨礙他們建功立業，發揮才干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總書記胡耀邦也有些口吃。7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山腳下采訪女將軍李貞時，她就曾對我說過：“胡耀邦善于鼓動，很會演講，就是手勢多，動作大，為什么？他有點結巴，手不揮動就說不出話。”這和我跺腳是一樣的道理，情同手足。后來我隨《陳毅市長》劇組到中南海演出，胡耀邦上臺接見全體演職人員，見他說話時果然有些期期艾艾。像胡耀邦這么偉大的人物，有那么一點口吃，反而覺得偉大得真實，偉大得平易，絲毫無損他的形象。一個領導人，如果硬要掩飾自己的缺陷，竭力要把自己裝扮成個完人、圣人，在鏡頭前始終像演戲似的，那反而顯得生硬、造作，不及胡耀邦的口吃來得那么親切可愛了。
　　“四人幫”倒臺之后，我又逐漸恢復了自信，我的口吃也撥亂反正，徹底根治了。所以就我而言，口吃是種社會病。假如政治環境寬松，社會氣氛祥和，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，領導者能廣開言路并尊重異見，那么像我這類社會性的口吃患者就會越來越少，說起來和表達思想時就能暢所欲言，再也不會結結巴巴了。

（摘自《沙葉新諧趣美文》，沙葉新著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。）